当乌梁素海的波光映照那块唐代古墓的青石，沉睡的天德军城在涟漪中苏醒。

千年天德军，一段城与水相遇凝固的历史。古城隐没处，湖水是历史的镜面，倒映着千年的烽烟，也映照着今人打捞文明的执着。

——编者

天德军城：乌梁素海水下的千年一叹

刘嘉耘（前旗）

一

乌梁素海终究是厚重的。

站在岸边望去，但见水天相接处浮着几抹云影，倒像是一幅淡墨写意画。当地人指着湖心说：底下有座城。当地人称之为“土城子”，一个朴素到近乎笨拙的名字，却承载着大唐北疆最沉重的历史脉络。

1933年夏，暴雨十日，黄河决堤，洪水裹挟着泥沙吞没了这片土地，待水退去，土城子已永沉湖底。四十三年后的1976年，考古工作者在湖畔发掘出一方墓志，青石上镌刻着“唐故天德军防御都虞候王逆修墓志”。墓主人在公元823年病笃之际，特意释放了四位家奴，更令人动容的是，他恐子孙反悔，特将此事刻入墓志：“若有放良纠纷，可令原奴婢掘出墓志为凭。”

多么令人感动的场景：一位将军在弥留之际，想到的是最微贱者的自由，在生与死的瞬间，人性的微光反而格外明亮。这位戍边将领不会想到，千年之后，他的临终善举，竟成了确定天德军城位置的关键。根据“葬于天德军城南原五里”的记载，学者张郁逆向推演，终于在乌梁素海水面下确定了沉睡的古城遗址——天德军城。

二

天德军城的兴废，系于郭子仪一身。

天宝十四载，郭子仪这位后来平定安史之乱的“汾阳王”，与安思顺共同奏请修筑天德军城。

戏剧《打金枝》中郭子仪绑子上殿的经典桥段，虽经艺术加工，却折射出这位大将军“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的政治智慧。这种智慧在边城建造中同样显现：他奏请筑城时特意强调“拟为朔方根本”，将军事防御与民生建设相结合。他以战略家的眼光看到后套平原的重要性：“请于大同川以西筑一城置军为朔方根本”“并拟以中受降、东受降城连振武军为左翼，以西受降城连天德军、定远军为右臂”，玄宗赐名“大安军”，寄托着对北疆永定的期望。

特别令人感慨的是，即便在安史之乱后的艰难岁月里，大唐仍坚持重建边城。这种执着，与郭子仪“单骑退回纥”的智慧一脉相承——不是依靠武力征服，而是通过文明浸润。高适《塞上听吹笛》中“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的意境，或许正是这种文化自信的写照。

历史的诡异往往在于：筑城者亲手缔造，却未必能亲眼见证它的辉煌。城池筑成的755年，安史之乱的烽火燃遍中原。郭子仪奉命东征，只留老弱守城，最终叛将宋星星的铁骑踏破城门，烈焰焚毁了这座如尚未展翅的雄鹰般的城池。《资治通鉴》载：郭子仪闻城破，“抚膺长叹，泪洒征袍”。想来那泪水中，不仅有痛失要塞的憾恨，更有着对边民遭难的悲悯。

但郭子仪与天德军城的缘分并未就此断绝。公元765年，吐蕃联合回纥入侵，年近七旬的郭子仪单骑赴盟，在回纥大帐中慨然道：“昔战范阳，尔等曾见我麾下天德军士否？皆好男儿也！”这番话语既在当时化解了危机，也让我们得以想见天德军将士当年的骁勇。

三

天德军城的兴废，恰似大唐边疆政策的晴雨表。

城垣倾圮的七十年间，唐王朝经历了怎样艰难的抉择？天德军城西迁西受降城，后又因黄河泛滥再度东徙。史料记载朝廷反复争论：是耗资二十一万贯重修西受降城，还是重返天德故城？最终宰相李吉甫算了一笔经济账——迁城比修城节省十八万贯。于是814年，天德军都防御使带着三万军民重返旧地，在废墟上重建家园。

郭子仪晚年时，曾在长安府中听闻天德军即将重建的消息。不知这位历经沧桑的老将得知这个消息，是否想起当年筑城时的豪情？在《打金枝》的戏文里唱道：“社稷为重儿为轻”，这天德军城何尝不是社稷之重的具象？而今，湖水淹没的不仅是砖石土木，更是一段波澜壮阔的民族记忆。

公元920年辽太祖攻占天德军后，将全体军民迁往大青山南麓。这种强制性的人口迁徙，客观上促进了草原文化与农耕文明的深度交融。今呼和浩特市附近的丰州故城，便是当年天德军移民与当地居民共同建起的新家园。值得深思的是，这种融合并非温情脉脉的田园诗。920年辽太祖迁走全部吏民的铁腕政策，让天德军城瞬间空寂，但被迁往大青山南麓的军民，又将多元文化基因播撒到新的土地。在天德军城的变迁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的具体轨迹。

这也说明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形成过程中，既有花前月下的你侬我侬，也有铁与火、迁与徙、毁与建这些烽烟中的互动，最终如同乌梁素海的芦苇，在风浪中深深扎根。

四

在王逆修墓志的记载中，有一处细节值得品味：被收为义子的胡儿，主人赐名王昌铉，让其与自己的儿子序齿称兄——这种拟亲属化的收纳方式，实则是民族融合的一个缩影。

这些细节很有意思。在边塞，民族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多民族人民在这片土地上混居通婚，共生共融。天德军地处回鹘汗国要冲，恰在草原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回鹘人以马匹换取中原丝绸，粟特商队在此中转东西货物。墓志记载“汉婢张净德”原属金吾李大夫，奴婢也在不同民族权贵间流转。丝绸之路不仅是商道，更是文明交融的血脉。

天德军城的真正价值，不在城墙是否完好，而在它见证的文明韧性。这里既是刀兵相见的战场，又是驼铃叮当的商埠；既是长城防线的重要节点，又是民族融合的微妙地带。恰如李益《度破讷沙》所写：“眼见风来沙旋移，经年不省草生时。莫言塞北无春到，总有春来何处知。”铁血与繁华，荒凉与生机，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

从军事要塞到商贸驿站，从汉军戍堡到多民族混居地，它始终在适应着历史的变迁。就像王逆修墓志记载的释放奴婢事件，在那个时代，将军用刻石的方式保障底层人的自由，何尝不是一种文明的光亮？

五

在反复的废弃与重建中，天德军城逐渐老去，最终被温柔的湖水拥抱入怀。这种消逝方式，倒像极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逝去”的理解——不是彻底的毁灭，而是化作另一种存在。

如今站在乌梁素海边，但见芦苇摇曳，水鸟翔集，再也找不到任何城墙痕迹。当地老人说水退时能摸到砖石，不知是真实记忆还是美好传说。或许，所有消失的古城都需要一个神话般的结局。

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写尽边塞苍凉：“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他是否想到，曾经与受降城互为犄角的天德军，会以如此温柔的方式长眠。那些沉入湖底的砖石，是否还在继续讲述着郭子仪的忧患、王逆修的善念、商队的驼铃？

水波拍岸，声声如叹。但这叹息不是哀悼，而是穿越千年的回响——关于战争与和平，隔绝与交融，毁灭与重生。城池会消失，但生活永远继续；朝代会更迭，但人性的光辉不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沉没的古城前驻足叹息——不是为了哀悼消失，而是为了确认那些永恒的价值，确认那些在历史长河中闪耀的人性之光，确认那些可歌可泣的穿透时空的正义力量。如同乌梁素海的湖水一样，历史总是以不同的形态承载着记忆，舒缓地流淌。

一块青石，千年对话

——乌梁素海天德军王逆修古墓挖掘记

杨桂林（前旗）

一

1976年秋雨连绵，年仅20岁的我接受了一项注定改变我一生兴趣的使命:配合著名考古学家张郁先生挖掘一座唐代的古墓。这座在乌梁素海南岸陈二壕村沉睡了千年的古墓是在当地村民挖土豆窖时被发现的。内蒙古考古工作队在张郁先生的带领下于9月中旬开始对该墓开展抢救性发掘。对于张郁其人我曾查阅了相关资料，张郁是北京大学第二届考古训练班的学员，是共和国自主培养出来的老一辈考古学家。他曾参与了多个重要考古项目的发掘与研究，如20世纪50年代，他调查和勘测了元上都遗址，写成了《元上都故城》一文。张郁先生善于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进行考古研究，如结合历史文献、地理环境、民族学等方面的知识来解读考古发现。对于配合这样一个大名鼎鼎的学者进行平生第一次考古，我当然乐于前往。

彼时，在清冷的秋意中一行鸿雁鸣叫着掠过乌梁素海的荡荡苇花。张郁先生不顾清冷与湿寒对墓葬所在地的文物古迹进行细致的勘察，每发现一片瓦当、一枚铜币、一块陶罐残片都不停地清理着、记录着。张郁先生凭借着他丰富的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带着我走遍了附近的所有台地，每到一处他都亲自用罗盘仔细测量方位，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线索。我们慢慢拼凑着一个破碎而又珍贵的未知答案。

接着，我们开始对这座古墓进行抢救性的挖掘。进入圆顶墓室，一股积蓄了千年的味道扑鼻，尸床上停放着四具排列整齐的枯骨，据张郁先生对枯骨牙齿的分析:年龄稍大的应该是墓主人，其余是他的妻妾。墓室地下满是积水，我们踩着泥泞仔细清理，记录墓室的文物，张郁先生蹲在探方边动作轻柔而专注。当探铲一点点深入地下，我的心也随之悬了起来，随着一件件文物的出土，这座古城的原貌逐渐清晰起来。散落碎陶片上的联珠纹，是否为波斯商队遗落的异域密码；铜钱上的开元通宝字样，是否还沾着长安西市羊肉泡馍的浓香。可以想象，当年的天德军古城里，街道上车水马龙，商贾云集，不同语言、不同肤色的人们穿梭其中，古丝路上驼铃声声、胡语不绝于耳，诸多景象共同构成了一幅丰富多彩的边城喧嚣画卷。

那些天每次发掘时，耳边似乎都回响着张郁先生的声音：轻一点，那是历史。当清理到墓道深处时，他突然低声唤我：小杨，来看这个。只见他小心翼翼地用毛刷缓缓扫去一块青石上的浮土，我急忙凑过去，借着手电筒微弱的光，我们的目光锁定在一块墓志铭上。这块青石制作的墓志铭侧面均刻有缠枝莲花图案纹饰，下面刻款一行，正面刻阴文楷书27行，每行28字，除残缺2字外，全文共680字，分为序、志、铭三部分。每一次找到新的证据，都让我兴奋不已，仿佛离真相又近了一步。我们分工明确，配合默契，每一个环节都严谨细致，每一个动作都充满期待。突然张郁先生指着墓志边缘的几行小字，兴奋地说道：看——葬于天德军城南。在昏暗中我轻轻凑近墓志铭，目光扫视着上面每一道刻痕、每一个字符，它们宛如灵动的音符在青石板上跳跃，诉说着墓主人生前的故事以及天德军城的辉煌往事。

二

接下来解读王逆修墓志铭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场与时间的较量，也是一次对智慧与毅力的严峻考验，我们就像一群执着的解谜者，试图解开一道复杂而又神秘的方程。为了验证我们的推测，张郁先生按照墓志铭上的信息，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资料，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终于揭开了墓主人王逆修以及天德军的神秘面纱。

墓志铭中记载王逆修祖籍磁州（原名慈州，唐时改称磁州，治所在釜阳），后移居太原，官至天德军都虞候，属于中级军官，王逆修的生平恰好填补了《新唐书·地理志》在这方面的空白。他曾经历了安史之乱，也经历了地区的军事化转型即唐代边疆移民的典型路径——内地百姓因战乱或屯田政策迁徙至边疆，这期间王逆修通过军功晋升到天德军都虞候。同时墓志铭也记载了墓志铭的撰者潘逢的基本信息，他在序文中的自我介绍为防御都虞候判官徵事郎，试左金吾卫兵曹参军，借绯鱼袋。从这些官职和品阶来看，潘逢在当时的官场体系中处于一定的层级，其撰写墓志铭的经历或许也反映出唐代文人在官场与文化领域之间的多重身份和活动轨迹。王逆修在病笃之际，特意释放了四位家奴，并恐子孙反悔，将此事刻入墓志：若有放良纠纷，可令原奴婢掘出墓志为凭。王逆修在史书中连名字都未留下，此刻我们却在一方青石上，将他戍边时甲胄上的霜、抵万金的家书、他的保家卫国的情怀都一一看尽。这时张郁先生摘下眼镜，我第一次看见他的眼光，不是学者的冷静，而是异样的炽热。他指着铭文说：王逆修去世那年回纥可汗正率兵南下，天德军地处回鹘汗国之要冲，也是草原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唐朝在新宥州至天德军设有新馆11所，为使者南下夏州和灵州提供便利。公元840年回鹘乌介可汗率领残部南下，并率军驻扎于天德军境内，一时间，大唐的边境线上战云密布，一场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大战即将爆发。乌介可汗向唐朝求城、求粮。唐武宗拒绝他的请求后，调集河东、幽州、振武、天德四镇大军迫使其退兵。墓志铭与唐史中对于天德军的记载是一致的，根据《唐六典》《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推算城址直径约1.8公里，城墙高10米，采用夯土包砖的工艺，坚固耐用，城设有3门（无北门）、瓮城、马面（间距60米）及深3米的护城壕，形成了一套严密的防御体系，驻军以万人计。天德军位列京西北八镇，是唐代防御突厥、回鹘及吐蕃的重要据点。有关这座城的建立：公元605年，隋炀帝为抵御突厥的侵扰，在乌梁素海西岸修筑了大同城，它主要承担突厥防御和屯田的任务，是遏制突厥南下的前哨站；唐前期，它成为防御突厥、回鹘的河套平原门户；唐中后期，除了牵制吐蕃外，还成为了丝路北道枢纽，维系着长安与安西都护府的联络，直至安史之乱期间，被宋星星所毁。由于天德军城被毁，遂将其都防御使迁驻西受降城，并将所部兵马安置在永清栅（即隋大同城），直到公元814年，才重建天德军城都防御使遂回驻旧城。天德军城的准确定位，可以推断出唐代丰州城、横塞军城、西受降城、中受降城以及隋代的大同城等古城的位置。

天德军城见证了唐朝与回纥长达百年的互动，从军事对抗到贸易往来，再到最终融合，反映了中原王朝与北方草原势力关系的复杂性。通过对这块墓志铭的深入研究，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唐代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为历史研究提供更加丰富的素材和视角。

三

那个秋天结束时，我送别张郁先生，他在绿皮火车启动的瞬间喊住我：“小杨记住，考古不是挖宝，是给历史搭梯子。”如今站在天德军遗址前，我常想：若王逆修知晓后人凭借青石上的墓志铭，开启了一扇百年未解未知的历史大门，也许会感叹：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昨日的风云际会已经退去，这座边塞古城静静地沉没在乌梁素海湖底。如今，这里已成为无数水鸟振翅翱翔的生态天堂。这里曾有过纵横交错、商铺林立的街道，官署、寺院、兵营在清澈的水底世界依稀还有轮廓。仿佛还能听到城郊的互市上骆驼的喷嚏声，来自中亚的胡商牵着驼队在这里汇聚，他们带着琳琅满目的皮毛、马匹、香料、珠宝等奇珍商品在这里进行着频繁的交易。集市上人声鼎沸，叫卖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驿站酒肆里的胡姬扭转起胡旋舞招揽着客商。在城头上巡逻的将士或执剑远眺或在撩人的中秋月色下读亲人寄来的信笺，那信笺中藏着被风干的眼泪，这时坐在城楼台阶上的一位士兵一管横笛吹出塞下秋来雁独飞，何日归长安的思乡曲。

五十年过去，张郁先生早已作古。但他当年那句“考古不是挖宝，是给历史搭梯子”的名言，我始终铭记。